延迟退休已成政策必然。在此基础上，应实施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弹性退休制度，同时根据退休年龄及时调整社保缴费政策。当延迟退休经过多年反复论证，早已脱离了最初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单一出发点，成为关乎大陆人口结构、人力资源供求等更高级别调整与变化的民生政策之时，公众几乎已经形成了这一政策的势在必行的心理预期。因此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舆论的关注点也已经从是否会推出，转移到何时、以何种形式推出，以及施行后可能出现哪些问题等细节分析上。作为十八届三中、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，延迟退休可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期内要完成的重点民生工作之一。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公开给出延退时间表：2015年制定方案，2016年在报经中央同意以后向社会征求意见，并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修改完善，预计在2017年正式推出，最迟2020年之前肯定出台。
延退方案细则渐趋明朗
近年来，几乎每一次官方提及延迟退休，都会激起一轮舆论热议。2016年1月，人社部公开了新一年度的民生工作清单，延迟退休方案出台赫然在列。
对此，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，目前方案仍在抓紧制定中，需要综合考虑包括人口结构、人力资源供求、劳动者受教育年限、预期寿命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进展情况等多种因素。目前正在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，会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这一最新进展，令延迟退休再度成为今年两会重点关注话题。
根据人社部的解释，大陆已经执行了60余年的法定退休年龄，是中共在建国初期根据人均预期寿命40余岁的标准制定的。而当前，大陆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4.8岁，老标准依然无法实行新变化，不仅形成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风险，还影响政策的代际公平原则。
截至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，不同政策研究机构、学术机构和相关部委已经给出了多套建议方案。
其中，清华大学的专家团队在2014年底给出的方案建议，利用15年的时间，完成男、女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的目标。
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，延迟退休应女先男后或女快男慢，每年延长2-6个月的工作时间，用30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。同时，延迟退休者应在养老金水平上得到补偿。
浙江大学的课题组建议每6年延长1岁，至2050年前后，男女退休年龄统一至65岁。
2015年12月2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《人口与劳动绿皮书：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.16》，建议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。第一步：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，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，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。第二步：从2018年开始，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，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，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。
而作为真正的政策主管部门，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2015年3月则表示，延迟退休方案会根据大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的状况，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，“小步徐趋、渐进到位”。也就是说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，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达到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。
尹蔚民还表示，延迟退休会有一个社会预告。就是先把这项方案公布出去，但方案的实施时间至少要在5年以后，给大家一个心理的预期。比如现在公布了这个方案，5年以后才可以实施。
这意味着，不论启动哪一套方案，延迟退休都肯定不会采取“一步到位”的方式，至少要到2021年才会循序推进。
退休年龄应由市场做主
缓解未来大陆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短缺的压力，被普遍认为是延迟退休的另一大利好影响。对此，尹蔚民就表示，延迟退休可以更充分地开发大陆人力资源。“大陆从2013年开始，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。再往未来看，虽然还有较充足的劳动力资源，但是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。“尹蔚民说。
世界银行也曾发出警告称：到2040年，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逾10%，等同于净减少9000万劳动人口，这意味着，中国可能在未来30年出现“未富先老”问题。
在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国家，延迟退休已成趋势。据2012年6月经合组织（OECD）发布的最新报告统计，其34个成员国中的28个提高了退休年龄。目前，一半国家的退休年龄超过65岁，其中14个国家高达67岁至69岁。
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，中国劳动力短缺并非绝对数量的短缺，而是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短缺。所以延迟退休可能并不能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。
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告诉《凤凰周刊》，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。“过去城市中的大量劳动力来自农村，而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16岁以下的青少年，这样的年龄构成意味着农村已经很难如过去那样，大规模为制造业、服务业提供壮劳力。”黄益平说。
因此，在中国尚未完成产业升级，仍然有大量低端制造业存在的当下，延迟退休对补充壮劳力并无太大用途。
在这方面，一系列的就业数字也给出同样答案。2012年7月，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》称，目前大陆城市人口总体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6.1岁，其中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8.3岁，女性为52.4岁，均低于法定退休年龄。这是由于产业调整、国企改革等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，以及制造业自然淘汰了“超龄”劳动力。
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目前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.6亿人，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约占60%，但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.8年，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，导致其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。延迟退休可能因为不符合其从事的行业要求，而令这些群体在一段时间内缺少经济来源，成为政策牺牲者。
即使是在大中城市的白领职业中，35岁也往往成为招聘的年龄限制，对于超龄人士来说，一旦失去现有工作，寻找新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，也有可能沦为政策“盲点”而利益受损。
从世界范围看，不少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，都制定了较低的退休年龄。巴西、俄罗斯、泰国、印尼等女性的退休年龄一般在55岁至60岁之间，男性退休年龄一般在60岁至65岁之间。普遍低于发达国家，且仍在保持。
“需要认识到，一个社会中，真正的退休年龄本质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，并非一个政策可以左右。”前述市场派人士表示。在法定退休年龄基础上，实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，可能是更长远的未来，更适合大陆的养老制度。
对此，社科院《人口与劳动绿皮书》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：在延迟退休的基础上，退休年龄改革还应引入弹性机制，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，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，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。